★《吴仁华：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原因 @ 博讯网》
由于朝廷封锁消息，很多网友依然不知道“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某些网友还天真地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对老百姓开枪。
现转载吴仁华的一篇文章，告诉你戒严部队凶狠杀人的原因。
作者吴仁华，六四那年在北京政法大学当教师，并亲身参与学运。六四之后流亡海外，写了好几本相关书籍：《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原因，当年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中流传着两种主要说法，一是说中共当局事先让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服用了兴奋剂，二是说许多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经历了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早在对越作战中杀红了眼。
第一种说法有很浓的传说性质，笔者早在1990年5月撰写《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初稿时，就明确表示怀疑。这个说法一方面缺乏证据，另一方面与笔者的亲身经历不符。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20分，笔者坐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近距离目睹了冲上纪念碑底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神态，他们显示出来的不是兴奋，而是愤怒，一种对“反革命暴徒”的强烈而不可压抑的愤怒。这应该与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政治思想动员有关，不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
第二种说法有所依据。包括冲上纪念碑底座的陆军第27集团军特遣分队在内，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确参加过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而这些参战军人很粗野，也很凶狠，平时就让部队难以管理，不仅经常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打架斗殴，而且还时常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公然闹事，连警察都不敢干涉。陆军第67集团军在老山战区参加轮战期间，甚至发生过一名士兵端枪扫射集团军指挥机关的恶性事件，军长张志坚少将中弹受伤，军参谋长粟戎生少将及时躲入桌子底下，才逃过一劫。
从1984年至1989年，解放军七大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派遣部队参加老山战区轮战，包括兰州军区的陆军第47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16集团军、陆军第23集团军，北京军区的陆军第27集团军，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1集团军，广州军区的陆军第41集团军、陆军第42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67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成都军区的陆军第13集团军。此外，各大军区先后组成十三个侦察大队赴老山战区参加侦察作战。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中，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都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其他陆军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侦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经以侦察大队的番号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
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可以说是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毕竟在老山战区所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装的敌国军人，而在北京城内所面对的则是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笔者在研读了包括中国军方在内的许多资料后发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被激发了仇恨，二是立功心切。
先说激发仇恨这个原因。一方面，由于学生运动深得人心，北京民众普遍反对戒严措施，几乎所有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遇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军民之间或多或少发生过言语和肢体冲突，以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为例，1989年5月20日，就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况下，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不少军人觉得受了委屈，心里憋着一股气。后来正是步兵第113师部队率先开枪射杀民众，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上的五棵松路口。
另一方面，中共当局不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接触民众，避免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以后产生同情，对所有进京部队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严格规定官兵们不能私自走出驻地。在此期间，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复灌输“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说辞，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欺骗宣传，极力宣扬所谓的“暴徒”毒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恶行，激发军人的仇恨心理。为了突显所谓的“动乱”、“暴乱”，中共当局极力制造军民冲突，例如本来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战备通道将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部队安全地运送到人民大会堂等地，陆军第65集团军等部队就是利用地下战备通道进入了人民大会堂，但故意让部分官兵弃地下战备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会堂等地徒步开进，引诱民众予以阻拦，造成军民冲突，达到激发军人对民众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认，中共当局的这一招数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中，确实有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将民众当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对待，下手毫不留情。
例如在西长安街上，一位解放军戒严部队军官二话不说，近距离，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枪对准清华大学学生段昌隆的胸膛开枪，将他打死。当时段昌隆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希望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
例如在西长安街上，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不放过连中三枪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吴国锋，一名士兵将刺刀捅进他的肚腹，使劲往下拉，造成长大7、8公分长的伤口，一位军官又往他的后脑勺补了一枪。
例如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南长街南口附近，解放军戒严部队不准民众救助中枪倒地的、年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中学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军人端枪威吓；途经的救护车被强行赶走，最终导致王楠不治死亡。
再说立功心切这个原因。事实上，这才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最主要原因。在开枪命令下达之前，中共当局已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行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将六四血腥镇压行动说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制造了依据，同时也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提供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中共当局有关参战军人待遇的文件规定，：“平息反革命暴乱”属于战争性质，参与平息反革命暴乱行动等同参战，凡立功受奖、受伤致残者，均享有参战军人的优厚待遇。凡立功受奖者，国家负责优先安排工作，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镇户口。这项规定对于来自农村的士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数士兵又恰恰都来自于农村。以陆军第38集团军为例，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1万多名官兵中，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有4名官兵被北京军区授予“卫国勇士”荣誉称号，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逾十分之一的军人立下战功，可见中共当局为了达到镇压目的，是如何大方地奖赏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
由于上述这两个主要原因，几乎是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接到部队开进命令后，都迫不及待地杀出封闭已久的临时驻地。当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之时，几乎在每一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临时驻地都是欢声雷动，磨刀霍霍，官兵们的普遍心理是：终于等到了报仇和立功的机会。据现场目睹者说，1989年6月3日晚上，陆军第38集团军和陆军第63集团军等部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的机关大院举行出发前的誓师大会，全体官兵杀声震天，令人不寒而栗。对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士兵而言，既能报仇雪恨，快意杀人，又能立功受奖，复员后留在城里工作，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第9连士兵刘加林，就是因为获得“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破例提拔为少尉排长，后来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
★《六月的逃兵 @ 华夏文摘》
这是几年前在网上看到的一篇短文，作者不详，真实性未知（从描写的细节看，很可能是真的）。
本文的作者在无意间传送了（六四期间）震惊世界的坦克人王维林的录像。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驻北京的美国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老布什总统访华，然后又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编程随想注：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底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同时，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抢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忿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一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之类的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生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地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多，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担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担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我要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上司对之如此超级重视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人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录像带，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非没有危险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荤。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要。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这篇《六月的逃兵》讲述的是——【小人物】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因为某些机缘巧合，也能起到一些作用。
针对这个话题，俺在5年后（2017）专门发了一篇《处在历史转折点的小人物们——回首80年代的几则往事》，文中谈到几个不同国家的历史转折点（也包括“六四事件”）。
★《退伍兵亲历六四——“打越战也没这样惨” @ 纵览中国》
下面这篇是很详细的大屠杀现场目击记。
在六四的前夕，一个有十几年侦察经历的退伍兵，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亲历23年前那场血腥的镇压。
大难将至的感觉
1989年6月3日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干脆爬起来，骑上自行车冲呼家楼、三里屯、农展馆、东直门，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上万人攒动。人人都六神无主，噪动不安，他们在街上窜来窜去，说再迟钝的人也觉出风云际会，雷霆将至。人们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危险飘浮在空气中，连鼻子都闻出了火药味。
谣言不胫而走，因为人们相信它或许是真的。人人都在马路上打探消息，马路消息比什么都来的快，口传心授――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超过现代声光电。人人在争论，喧闹的人群即创造出一种统一的节奏，这节奏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狂热，人人都疯了！本能竟列队朝着一个即定的方向，一个悲惨的目标冲去。
关键是谁也无法选择，也不能控制，一群籍籍无名、平常被人想不起名子的人，在危难时挺身而出或被卷入漩涡。毫不怀疑他们中有精英，有痞子，也有人渣，但因为共和国的大事使他们人格得到了升华，像火山喷发那样，他们被抛向天空，灾难又把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下。
20点12分：东直门路口
公共汽车司机用电车和大通道车挡住了几辆军车和指挥车，人群全都爬军用卡车，爬上了引擎盖上喊叫争执著。军车看牌照是野战军的V14—1356，一个上校军官在向群众解释着，他请群众放心，绝对不会镇压群众，部队没发子弹，他把56冲锋枪拉开，枪膛是空的，弹匣也是空的。他的表演像蹩脚演员不自然。
21点50分：天安门广场
我绕城一周，最后又从小道插进天安门广场。贴在广场边边上，把自行车架好，我找个安全点地界，坐在红白相间的隔离桩上，万一出现情况好溜，点上一只烟喷云吐雾。看看表21:50，地点离国旗100米。此时我冷静的出奇，仿佛等候着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纪念碑高音喇叭嘈嘈声，不时有讲演的喧闹声，有口号声，还有鼓掌声。
23点50分：高音喇叭声很急
“我是军博的一名文职，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在开枪！他们在开枪！我确认在我离开时，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说是橡皮子弹，有人说是实弹，我相信他们会包围广场。”
广播未完，人们就全站起来了，依稀听见西边像过年时放鞭炮声，声音时紧时松，声音连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红，很可能还有火光，动静不小哟。我从15岁就当兵，我确认是枪声。广播又响起，号召人们去木樨地救援。忽忽拉拉站起一批人就奔木樨地，一大批自行车流直奔响枪的地方。
0点15分：装甲车
突然，传来重型马达的轰鸣声，一大汉举着望远镜四处寻找，两辆装甲车飞速而来，从南边插过来，分别从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通过天安门时速不低于60多迈，车号是337-339，真来了，时间是0:15。
我嘴上不由自主咕噜一句：“63装甲运兵车。”那手持望远镜大汉手也搭拉下来：“你再说一遍。”我张口就来：“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自重12.8吨，乘员13人。你还需要啥？”大汉睁大眼把我打量个遍。看啥？我心说我15岁就是侦察兵。
这时疯狂的装甲车会车拐弯都不减速，驾驶员开疯了。等到人们反应过来，装甲车也跑远了。愤怒的人群蜂涌而至，有人喊出：拉路障！几千人顿时响应，一声声号子过后，仅仅几十秒，道边隔离桩全横在长安街上。
西边枪声更紧密了，我起身向远处眺望。
23点20分：木樨地
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也不能超越其政治目的，单单看到冒烟的枪口是不够，必须找到它背后的东西。对于国家重大事件快速解决，就等于什么也没解决。
我弟小波他们在木樨地，从一开枪就在，他们从木樨地一直退到天安门，他比我勇敢。
装甲车、坦克集群已经冲过了木樨地大桥，小波和英则伟俩医科毕业生爬在复兴医院前的草地上：“真打啊！打越战也没这样的。”能听出班用机枪、冲锋枪的散布射，79阻击步枪的点射。当枪声渐稀后，装甲车、坦克车一马平川开过来，谁栏得住啊！
愤怒人群手无寸铁，只好骂开了：“操你妈，法西斯！”枪械、装甲车、坦克是不怕吐沫星子的。有些人去扒地下的花砖，把花砖再摔碎砸过去，虽然无济于事。
1点06分：西单路口
我抄起自行车迅速奔向西单，行至西单路口，听到枪声连成一片，不时夹杂着阻击枪的点射和坦克高射枪打平射很沉闷的散步射。
1点06分枪响起的同时一辆辆汽车被点燃了，西单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钢盔的反光很抢眼，五个、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沿长安街左右两侧，成两列纵队半蹲半猫腰前行。我心头一沉：坏菜了，突击兵！
随即59冲锋枪作动筒火光四闪，我处地型位置好，看见冲锋枪作动筒打出扇面火光，枪口火光比这要小。我当即也半蹲着，他们运动我运动，他们停止我停下。我们学的是一个教程，停下就是瞄准射击。
我向后观察：还有几个人在掩护群众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后边压阵，十几人要掩护上万人的撤退，对上万人和十几个退伍兵来说，此时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离突击兵最近时就是40米，子弹打的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我听不到枪声，只看见火花四溅，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会受伤，因为火星就是前一弹着点，两颗子弹不会落在同一地方，这是常识。
我跑着跑着，不时地回头看看后边的大兵有多远，80米、100米了，身边开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软软的塌了，有人硬硬捕地发出很响动静，有人像纸片一样飞出去，千姿百态。突然，我面前像爆开一朵红菊花，跑在我前头是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红色就在白衣上开放，我们跑一条轴线，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还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们，你中弹了，背后。”他伸手触及背后，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还末触地面，我的一条胳膊就夹住了他，另一个人胳膊也伸过来，同时把他捞起来。平常想练练这份功夫都不容易，这叫寸。
终于脱离了危险区，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楼工地的胡同口，自发救援的人，打接力把伤员转移走，效率很高。一个女孩大叫：“妈哟！”捂着手冲进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断了，随手扯下一条男人围在脖子的毛巾，给她捆住动脉。
这当口，一伙子冲过人们的阻栏，手抓两块板砖：“他们枪杀平民，我跟他们拼了！”我纵身一捕，将他强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气，我也喘着粗气，等他冷静了，我小声说：“他们有枪!”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气，人们全龟缩在胡同里。奇怪，又听见枪声了，紧张时听不到枪声，全是视觉感受。点射穿过街道是回声，还有脱音，散步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声，打在土地上啾啾声。老兵知道回声是子弹离的远，“啪啪、啾啾”子弹是离的近，得当心了，这也是常识。
01点45分：吸烟老人
大兵们开过来了，看到胡同的人群...
我醒悟到还得换安全地界，民航售票大楼是工地比较安全，有大铁门，是铁皮的，也可一档穿透力，于是，我翻过大铁门，从铁门缝隙观察，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黑影瞳瞳的墨绿色装甲车133、135、144，首尾相顾。
装甲兵过后是军用车卡，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这会儿枪声停了，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两女孩不听人劝告，一直尾随着大兵走到街口，她们还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声吼：“不要命了，还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静地说：“那你呢？”
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一个老人就坐在马路牙上，手拿烟斗吸烟，从他坐的姿势来看好久没动，续烟也续好几锅了。
当兵也觉得怪了，围拢他转几圈，就见烟火一红一灭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当兵的觉得：这老头怪兮兮的，他不怕死吗？不怕死就能永远不死，神了！在这大屠城时节，他是练的那份功啊，他想些什么？烟火一红一灭。惦记自家孙子，还是八只鸽子一只猫。当兵的放了他一马。
03点05分：白衣少女
2点10分我赶到了金水桥，是沿护城河沿绕东华门，穿午门进天安门城洞的。尾随着我的还有几个不怕死的人。一路不多话，大家都想：广场肯定完了！又想知道广场的切实情况，进广场肯定全包了饺子。
我寻思着：当兵的起码不会向毛主席像开枪，我认定天安门城洞里最安全。站在金水桥隔着长安街看天安门广场很遥远（整个句式像最最蹩脚诗）。此时此刻，安全最重要。不时传来口号声，还女孩尖叫声。广场华灯灭了，纪念碑只三四个灯亮着，能见度很低，还弥漫着硝烟。
我弟小波跟同学一路退至天安门广场，我在外边时，他刚好在里边。关键时刻到了：1:30，广场高音喇叭传来：“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枪声全停下来了，人们渐渐的冷静下来。
喇叭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我是侯德建，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我们不能再流了。同学们，市民们，全体公民们，我敢说，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不是今天，我们早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们不怕死！但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是侯德建，我们四人刚刚到指挥部谈过，我们已经答应尽量说服和必需说服同学离开广场，他们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际歌从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升起，人们的声音嘶哑、咽哽、悲壮，人们唱国际歌唱了很多次，从来没像这一次投入那么深厚的感情，这是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大军压城，兵临天安门，面对坦克、装甲车，面对手59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军警。第一次对国际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辩。
远处有军人过来，我想上前看看是武警还是老野（野战军），我有心看看他们的领花和肩章，是武警，手里还拿根棍棒，这我就放心了。武警驱赶人群，把人往城门洞赶，城门洞像一条直直隧道，要是开枪就全没命了，幸好他们手里只有棒子。
一大批军警压过来，群众就退下，军警一停，群众再回来，反反覆覆像拉锯。又一批军警从东华门后头包抄，没退路了，人真成了老鼠，人群只好争相逃命。
我拎着自行车就跑，得抬高后轮，因没开锁，跑远了再开锁，飞身上车，一路狂奔出午门口，前边故宫两侧门同时开进几辆吉普，我一看是武警的车，别叫他们堵住，得快跑啊，急不择路从故宫侧门斜坡上冲下来，我方松了口气。
沿护城河急行，旁边一白衣女子骑车跟着我问：“能出去吗？”我说：“跟我试试吧！”一路骑行，她在说着今晚她挨了三棍子。我们在逃命，大难不死遇到第一个人，把我当成救命稻草，我一直不吭气。一直骑到东华门，我们终于脱险了。
我说：“现在可以停下来。”东华门一群一群的人向我们打听天安门广场里面的情况，我们只坚持到三点多，很难说清里边情况。人人在叹息，国家完了，共和国完了！我知道我们该分手了，我们一起逃命，却不知对方名字。我想鼓起勇气想问问她的名字，凑上去却变了：“早点回家！”她说：“好！”比我的声音还小，只记得她音色挺好，言谈之间有着一种超乎少女的成熟。
6点12分：血色黎明
4点我回到家打了一通电话，也接了几个电话。知道双方家里的情况。我跟妻子告诉了天安门的情况，妻子眼含着泪水。老岳父说：“我70多岁了，听一夜枪声，等着俩孩子回家，5点多还没影儿。”不行，我还得走一趟台基厂，我妻子的姐姐、姐夫全没回来。
走建国门、长安街，到王府井，我本可以向南拐进台基厂，可南池子传来枪声，6点12分，我本能地寻着枪声就来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缩在里面喊口号，军队一字排开封住路口，后排的大兵坐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异样，撸胳膊卷袖，胳膊上扎条白毛巾，单手拎着冲锋枪，不符合军事条例规范，不时向南池子方向射击，里边喊几句口号打几枪。
几个当兵的神情显然恍忽，就那野劲，还是吃药啦，真疯了！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后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直到一个个平民中弹。一响一个平民倒地。
伤员有的比军官年轻，有的比他大不多少，一会倒下一片，年青人杀年青人是不是很过瘾。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我离着30多米，清楚看弹匣打空了还楼几下板机，手枪弹仓打空，枪膛卡在后头处开机状态，他又连搂几下枪机，这太有失常理。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撩倒，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撩了。
这家伙真疯了，军官啊，军官，你也有老人，有父母，你现在要活着，你就不怕50年后下地狱，北京人诅咒你，全世界人都诅咒你。
北京街头创造了举世无双伤员抢救，民众很英勇，随即就被人们拖进胡同里，效益速度之高，超过国际红十字。我再不能这样看下去了，就这样假装冷静抱着双肘，若有所思的看下去。
骑行在正义路的林荫道上，被人称之正义那个东西，你在哪？你原本就是一场梦。我们流血，我们哭泣，我们忍受，你都看见了没有。你回答啊！你不回答，你就不存在！勇气打掉了，尊严消失了，思想麻木了，只剩下一条弯弯的脊梁和跪着的膝盖。当世界上一样东西消失，我们就要创造她。
6月4日早晨，天阴的特别利害，黑黑的云，血色天安门，我有幸欣赏这夜半血色黎明。
7点到8点，在老岳父家等了一个小时，我妻子的姐姐、姐夫终于到家了，姐姐的裤角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谢天谢地没出大事。我还得去三里河我母亲家。这样，我沿长安街奔木樨地，看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长安街沿线，六部口、西单路口上都有汽车在燃烧，冒着滚滚浓烟。到处是碾碎的自行车零件...
左一堆，右一摊，剩下的就是很厚一层碎砖，可见昨晚上抵档坦克有多激烈。自行车在艰苦的蛇行，走到老商业部时，坦克迎面开来，行人纷纷躲避，我继续直行。车长从车顶钻出半个身子，手持手枪左手扣右手托着，总处于临战状态，比我还紧张。
一夜间北京变成了战场，百年罕见。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动物的本能就既嗜血又爱钱。思想是什么，是痛苦的积淀，一半是痛苦，一半是血液。
9点01分：木樨地
木樨地公共汽车站站牌子被12.7厘米机枪洞穿，西北角少女的不锈钢雕基座上留下三个12，7厘米高机的枪眼，弹洞钻得都挺深，是坦克高射击机枪打平射造成的。地铁站的大玻璃窗被打碎，有几扇像开放的菊花，有几扇是洞穿留下园园的弹孔。
人行道的隔离杆油漆被子弹打掉了，露出新茬。行道树的树皮上有弹痕，有几个孩子爬上树，去抠钻进去的子弹。槐树枝叉被子弹打折还连着，风吹过后晃晃悠悠，旁边居民楼的窗户玻璃被打稀烂，木樨地22楼晾的一件衣服，穿了8、9个洞。地上横七竖八散布单只的各样的鞋，一只高跟鞋壳里灌满了血。
绿树篱的灌水槽里有一大滩血浆，还没有完全凝固，显然有人选错了掩体，他不是单兵，他是老百姓，绿树篱能档视线，不能档子弹，人体被洞穿之后，12，7厘米子弹还不解气，又打在国家计算机中心墙上。要知道这子弹的威力有多大，你伸手指比一下，像手指般粗。
拐到中科院慢行道上，七七八八的血流子，像墩布拖的一样，弯弯曲曲的长及百米，肯定是凌晨抢救伤员留下血痕，不规则血痕可以想见伤员挣扎的痛苦状。中科院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大滩一大滩的血痕，足有四、五块之多。估计出血量有上千CC之多，经过几小时氧化都开始发稠了，还没有完全凝固。
看来这里是伤员集中地，战地医院，可更像屠宰场。人们在科学院门口受伤，在此做最后的挣扎，爱神缪斯她帮不了她的子民，当然也帮不了她自已。谁来保佑我们！
流血最多的地方，反抗也越强烈。木樨地人行道的花砖扒的也最多，人们用手指抠出来摔碎，把它当成对抗野战军那些装甲车、坦克车的唯一武器。士兵们都丢弃装备和手中的武器四散。
坦克的机枪被人卸下，被挂在红绿灯灯杆上。孩子们只是比平时更忙合，他们从河里捞出枪枝和班用机枪的子弹链，从火里抢出退了火的冲锋枪，孩子们腰里捌着64自动手枪，只是塑胶手柄烧坏了，向人们臭显呗！
30多辆63装甲车，59坦克车和40多辆军车被档在木樨地，沿长安街排了足有2公里长的各种军车陆续被点燃，浓烟翻腾着升空达二、三百米高，将近一个轻装快返师的军车都报销了，整条街都在燃烧，长安街在燃烧。车里弹药被高温点燃砰砰的爆响。
成人们则阴着脸，沉默若有所思。一个老工人对一群放下武器的大兵们责问：“你们有父母吗，你们有兄弟姐妹吗，有没有？你们就这么冲着人脑袋开枪，我操你妈，操你妈！你懂吗？你们的枪是干什么用的，睁开眼，这儿不是越南，动脑子想一想，北京怎能这么多反革命，父母要是看你们打天安门，哭不哭？你们说不打天安门？怎么十字路口四处都是枪眼啊——。”战士们低着头不说话，岁数都像老工人的儿子一般大。
14点多，阴沈的天空阵阵闷雷从天空滚过，雨终于下来了，落在树枝上，落在树叶上，再掉在草地上，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在大片大片的血迹上。深色的血迹已经氧化，几乎变成棕黑色。一经雨水泡湿了，融化了，泛起一层酱色的泡沫，急雨又把它冲散了，我骑自行车尽量规避这血色泡沫，她落地不到十个小时，还具有灵性就这样四散奔逃了。
15点天怒人怨的雨水继续下，落在燃烧的坦克上，落在怒火中烧的人脸上，今天无人带雨具，任凭雨水打湿全身。雨水把马路冲溜光，迎宾路变得水色凄迷。没有人，有人也像个魂儿，弯腰躬背悄无声，马路上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很少，按一下车铃，吓自已一大跳。这就是4:30的寂静钓鱼台。恐怕，中国近百年历史不曾有过这么寂静的白天。
几千年来，对付同样的问题，采用同样的手段，其相似程度让人惊讶。历史证明这是个错误，不管什么错误，错误本应当避免的。人们沉默的捌过脸用眼泪、用雨水温润自已的心灵。他们似乎睡着了，不用去叫醒他，也不要希望他觉悟，更不能使他产生怀疑，听天由命是危险的，但大彻大悟更危险，谁也不能强迫人民，伟大的人民在退缩时，把一切都忘掉！包括今天。
谁来保佑我们？谁！
★《胡平：反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几种论调 @ 博讯网》
某些网友对“六四运动”以及当年的学生领袖存在片面的看法，有些人甚至得出“有必要血腥镇压”的谬论。
俺转载胡平的一篇文章（原文出自《北京之春》1997年3~7月号），供这些网友参考。
有些人说，那帮民运领袖素质太差，嘴上高喊民主，骨子里比共产党还更不民主，与其让他们上台，还不如继续让共产党接着干呢。
据说邓小平在“六四”前夕讲过，我们要是再让步，就把整个政权都送给这帮学生了。
我说此论奇怪，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根本不通。非暴力民主运动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无非是迫使当局宣布放弃一党专制，然後举行自由选举。这不是把政权拱手交给广场上的民运领袖，而是还政於民，交给全体人民。到那时你既可投票给这帮民运领袖，也可投票给前共产党，或者是投给其他你中意的人物。靠暴力夺权的革命党才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你今天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明天就得接受他们的统治。到时候他们若不实行民主，你只好连呼上当。非暴力民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因为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自觉参与，它没有暴力工具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他人。它只能瓦解强权，却不能制造强权。它可以对抗强权，但它本身并不是强权。支持这样的事业并不是帮他人夺取权力，而是为大家赢得权利。就算某位大力鼓吹婚姻自主的人实际上是个流氓，但认同这个主张绝不等於到头来要你非嫁给他不可。因此，借口某些民运领袖素质低劣，便转而不认同自由民主理念，不支持非暴力民主运动，维护现有的专制政权，并且对专制者血腥镇压异议人士漠然置之，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
上述（为“六四”屠杀辩护的）议论不符合逻辑，但却投合了某些人的心态。如今流行的各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包括把“六四”轻描淡写，以为无损於邓小平英明伟大的论调。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合理化，是一种自欺。持此论调者，许多人本来对共产专制、对“六四”事件也是满怀义愤的，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总是力图使自己的内在思想与其外在言行保持一致。如果他不能用思想指导行为，他就要用行为调整思想。如果你不敢坚持抗议，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抗议是不必要的，是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应该的。见到婆婆欺负媳妇，你可以想，等媳妇成了婆婆，还不是一样反过去欺负别人。见到强盗杀害儿童，你可以想，若让这儿童长大成人，说不定比那强盗还坏。这样一想，心中似乎便释然了。现在，我们一讲起各自在毛时代的种种愚蠢的观点言论，大家都说是上当受骗。但若细细追究下去，所谓被欺骗难道就仅仅是被欺骗，难道其中就没有自欺的成份？经验告诉我们，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又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共同的情境之中，许多人都会有合理化的心理需要，有自欺的心理需要，所以一种自欺欺人的为暴政辩护的合理化观点也很容易流传开来，这种流传反过来又可以加强自欺的力量。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在许多被压迫者那里会有一种认同压迫者的心理倾向。压迫令人屈辱，摆脱屈辱感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於把压迫不再当作压迫，而是当作必要的管束。有了这种需要，自然不难找到说词，虽然漏洞百出，总可麻痹一阵。人的良心就是这样被扭曲的。良心是这样一种东西，除非你自己也去加把力扭曲它，否则任谁也不能将它扭曲。
也许你会反驳我：“不，事情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不错，我们当初都热情地支持过八九民运，我们也都愤怒地抗议过”六四“屠杀。但是几年下来之後，我们冷静了，我们意识到我们当初做的并不正确。不是我们吓怕了，故意编出一套说词自欺欺人，而是我们想通了，真的是想通了。”我不信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事情只会更糟糕。能认错本是好事，但是，在被打被杀之後去认错却是坏事，只要你的错是思想认识之错，只要你的错并未侵害他人。如果你是在高压之下被迫认错，你实际上并没有服气，那另当别论。如果你竟然心悦诚服，因此反过来承认我们当初该打该杀，打的有理杀的必要，多亏邓小平下令开枪当头棒喝，才使我们变得清醒，事後多年才渐渐体会到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打我们杀我们其实全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你就把自己看得太下贱了！
民众当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凡人皆可犯错。唯能犯错，人才是人。犯错误是人类的特权。不准犯错误就是不准人是人。举凡各种权利，其实也就是犯各种错误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说错话的自由，因为说错话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因为只有试错才能得真。但不能有杀人的自由，因为杀错人无法使之复生。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我们需要成长，需要成熟，需要发展，需要自我实现。凡是在正当权利的范围之内犯的错误，只能让人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己，只能被说服，不能被镇压。哪怕你的见解比我更正确，你若因此镇压我，你的行为就比我更错误。我可以改正我的认识，但我绝不能认可你的镇压。我错了也是对的（英文right，既表示“正确”，又表示“权利”），你对了也是错的。
讲到犯错误，最大的问题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邓小平犯的错误还少了吗？连邓自己也承认从政一生，错占五成。专制者也犯错，我们也犯错。可是，这两种错是何等的不同。专制者一错，例如反右“扩大化”之错，那就是让五十万人青春断送，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到头来还是高坐台上，美其名曰“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一“错”，例如“错误”地参加了“动乱”，无非是说“错”了话，上“错”了街，游“错”了行，还没有伤害任何人（起码是还没来得及伤害任何人吧），到头来我们就被杀被抓，被监禁被流亡。专制者有犯错的无限权力，我们却连犯错的半点权利都没有。你有什么根据还为专制者辩护？除非你认定专制者和我们不是一类，要么他们不是人，要么我们不是人。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回顾“六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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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历史转折点的小人物们——回首80年代的几则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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